“1969年9月23日，齐达榜，你到底在南北营大队见到谁？”审讯室的灯泡晃得厉害股票的配资，公安干警一句话直戳要害。齐达榜沉默良久，低声吐出五个字：“像是任芳伍。”这句模糊而颤抖的回答，将人们的记忆瞬间拉回到二十二年前那场血腥伏击——柴胡栏子惨案。
顺着时间往回拨，1947年春末，冀察热辽地区第一次党代表会议在林西召开。解放战争进入外线作战高峰，与会者中不仅有日后在开国大典受阅的将军，还汇聚了冀东各地政工骨干。会议持续四十余天，讨论战场态势、根据地建设、如何配合全国战略进程，气氛紧张而务实。5月中旬散会，各代表团陆续返程。冀东区党代表团13名正式代表加通讯员和卫士共72人，担负着将最新决策带回前线的任务，重要性不言而喻。
代表团随行原有一个30余人的步兵警卫排，却奉命先护送1万发子弹提前返滦东战区。分路之时，老政委苏林燕只说了一句：“枪弹不能等，干部也得走。”就这样，留在代表团身边的正规武装只剩6名警卫员。为补空缺，上级又调来二十二军分区的一个骑兵连随行护卫。文档显示，连队番号是3团5连，122人，机动快、马力足，本该是行走草原旷野的理想护盾。
5月20日傍晚，队伍抵达赤西县柴胡栏子村。周边地形低洼、杂林相间，便于隐蔽却不利于守卫。当地贫雇农提醒“坝上夜里常有枪声”，苏林燕仍决定就地宿营，一则队员劳顿，二则相信骑兵连已经拉开外圈警戒。谁都没料到，危机正慢慢聚拢。
与此同刻，仅六公里外，溃散的国民党残部和地方匪众千余人正在集结。白金辉、尹万海、张振山等人各带一股杂牌，打算南逃赤峰，投奔93军暂编22师。任芳伍也在队列中。侦哨探得“柴胡栏子住了不少八路军官”，这群败兵急于捞取“投名状”，当夜便分四路包抄村子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指路偷摸的恰是此前混入村里的逃兵，把院落分布、岗哨位置交待得一清二楚。
入夜后，代表团警戒岗发现西南方向有陌生骑影。副主任李中权上前询问，对方未答，旋即开火：“你们是八路？我们是九路！”枪声炸裂，惊醒全村。村口只有卫士班的9支步枪，一瞬间就被密集火力压制。李中权迅速收拢干部，凭借积年作战经验组织防御，他甚至利用炊烟残余指示射界，动作娴熟，可敌众我寡的差距摆在眼前。
更糟糕的是，驻扎在2.5公里外彩凤营子村的骑兵连始终未出现增援。事后查明，连长与指导员在第一声枪响后即率部南撤，理由是“上级未明确村内有首长”。他们带走全部重机枪和半数步枪，这几乎判了柴胡栏子守军的死刑。
战斗拖至凌晨，土匪已占据高地，把轻机枪架在胶泥顶上对院落扫射。院东、西两个大院成了唯一据点，墙体被子弹剜出大坑。守军把剩余文件、密码本就地焚毁，避免落入敌手。苏林燕提出“突围或全歼”，众人毅然同意突围。天刚蒙亮，一阵密集火舌铺来，苏林燕、王平民、冀光等人在冲锋中接连倒下，李中权右臂中弹、肋骨碎裂，仍用左手握枪边打边跑。他后来回忆：“那一百米像一辈子那么长，尘土里全是火星。”
天亮七点左右，二十二军分区李天增带警卫二团赶至，残敌见援军蜂拥而上，慌乱撤退，沿途再次烧杀抢掠。战斗结束清点，22名干部牺牲，其中师以上5人；另有村民伤亡三十余，牲畜粮草损失不计其数。黑色名单很快报到北平，再转延安。毛主席阅后批示：“敌凶我恨，骑兵连玩忽职守，须从严从快办理，方慰忠魂。”随即，连长、指导员军法枪决，排以上军官降级或劳改，成为人民军队建军史上极端罕见的整饬案例。
柴胡栏子事件为何引人深思？其一，敌情观念的松懈。从兵力布置看，警卫排被抽走后未及时补充火力，骑兵连又未与代表团形成一体，纵然安排外圈警示，若无坚决的协同，一遇强敌即全线崩溃。其二，地方土匪与正规残部互相勾连，在解放区腹地制造流动作案。当时各解放区普遍重攻城、轻剿匪，客观上给这类武装提供了缝隙。其三，干部外出差旅缺乏统一安全指令，冀东代表团携带大量机密资料，仍在临时小村过夜，应急方案明显不足。
不得不说，毛主席“血债血偿、军法从事”的批示直指要害。枪毙连长、指导员不仅是惩戒，更是传递“任何脱岗都要付出代价”的警示。此后东北野战军对随行部队的保卫制度大幅细化：夜间宿营必须三层警戒；通讯密码分级保管；遇紧急情况，以干部脱离火力范围为首要目标。这些规定后来被写入《野战军行政会议纪要》，沿用到东北解放结束。
再回到1969年，那句“像是任芳伍”把潜逃二十余年的罪魁引到法庭。1970年3月24日，任芳伍被判处极刑。执行枪决前，他看了看北方依旧凛冽的春风，没有说话。柴胡栏子血案至此算是落下最后帷幕。22位为国捐躯的干部长眠热河，他们留下的，不只是名字，更是战时安全制度完善的沉重注脚。今天重读档案，仍能感到那枚子弹击穿木门时的震颤——制度缺口若不及时补上，再勇敢的个人也难敌突如其来的黑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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